在人类对抗传染病的过往史中，疫苗总是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人们对于疫苗的关注度再次升温。疫苗是否是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后希望？国际疫苗研发趋势在哪里？我国疫苗研发技术与国际相比水平如何？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卫生》杂志对维多利亚老品牌vic119院长、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夏宁邵进行了专访。

  《中国卫生》：有传染病学家说过，“面对传染病的大流行，开发有效的疫苗始终是最为紧急的优先事项”，这一观点，您是否认同？

  夏宁邵：非常同意这一看法。传染病的防控有三个关键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者。在疫情发生之初，及时发现传染源并采取隔离措施，辅以切断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最为经济和有效的。一旦疫情扩散，甚至形成流行和大流行，对于不易切断传播途径的病原体如呼吸道病原体，保护易感者则成为最为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的几乎唯一技术手段就是接种疫苗，以不引发疾病的方式将易感者转化为具备免疫力的非易感者。

  通常疫苗的研发和在人群应用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充分验证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对于新发传染病，疫苗的研发启动越早越好，哪怕并不确定是否会形成大流行，也需要及时建立起技术储备。这些储备包括但不限于病原体特异的技术储备，以及应急疫苗研发技术平台的储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内外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无一不是由此前已建立了相应技术储备的团队研发出的。

  然而，疫苗研发的投入和风险很大，战略储备性技术的研发通过传统的市场驱动方式是不现实的，资助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并且需要掌握新发传染病生物样本资源和患者数据资源的机构、具备高等级生物安全设施的机构、高校院所科研团队的通力合作，并且鼓励多条技术路线的并行探索。面对新发传染病病原体的诸多不确定性和研发风险，在审评环节一方面坚持严格把握疫苗上市标准，另一方面应多鼓励新技术新方法新机制实验性疫苗在经过适当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估后，尽快开展小规模人体临床试验探索验证。

  《中国卫生》：在您看来，疫苗是不是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的“终极武器”？

  夏宁邵：疫苗的预防接种毫无疑问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公共卫生措施。从历史经验来看，疫苗的应用成功地消灭了天花，显著降低了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等多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例如自199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我国儿童免疫计划以来，1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感染率从约10%降至1%以下，并使得近几年新出生的儿童成为中国趋近乙肝零感染的第一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尝试去探索和验证多种治疗性药物的效果，但迄今尚未发现对于降低新冠肺炎死亡率、重症率以及减轻后遗症有确切明显疗效的药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至2020年7月19日，全球已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超过1400万例，死亡超过60万例，且每日仍新增约20万例的感染者。我国对新冠炎疫情防控采取了科学有效的措施，防控效果令全球瞩目，目前除了少数输入性病例之外，境内本土病例已基本清零，个别地区如北京的小反弹也能得到快速消除。然而中国的防控措施和效果难以在全球其他国家全面复制，长期的社交隔离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也难以被承受。因此，新冠肺炎疫苗很可能是人类最终战胜新冠肺炎的“终极武器”以及唯一希望。

  当然，对于新冠肺炎疫苗，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例如疫苗诱导产生的免疫在真实世界中是否有保护性？保护率多高？仅能预防严重不良结局（如死亡、重症、长期后遗症等），还是能预防感染或消除传播窗口？保护性能持续多长时间？疫苗是否会导致ADE（抗体依赖性致病增强）效应？人群中是否会出现免疫逃逸突变株的流行而导致疫苗失效或再次感染/发病？根据WHO的统计，目前（截至7月19日）全球在研的新冠肺炎候选疫苗至少有163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已有23个。在疫苗大规模使用之前，我们首先要确认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在疫苗还未确认可用之前，或者疫苗可用但接种覆盖率尚未达到可形成有力免疫屏障的水平之前，我们所采取的综合防控措施依然是基础性的和关键性的。